《鄧力群和習仲勛孰是孰非？》
主條目： 習近平
作者
高新
正文
北京時間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七日上午，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被趕場安排了兩項超級重要的政治活動，一是為鄧力群致喪，二是向全體臣民道喜。
上午九時許，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莊嚴肅穆，哀樂低回。鄧力群同志的遺體安臥在鮮花翠柏叢中，身上覆蓋著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
習近平率領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及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及不是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其他「國家二級領導人」等，在哀樂聲中緩步來到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同志的遺體前肅立默哀，向鄧力群同志的遺體三鞠躬，並與親屬一一握手，表示慰問。
上午十點，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內燈火輝煌、暖意融融，習近平等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與首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歡聚一堂、共慶佳節，一陣陣歡聲笑語傳遞著節日的喜慶氣氛。
有心人從電視實境報導中注意到了習近平等人因為喪事喜事連軸辦，乾脆把去八寶山要統一黑色著裝的傳統都改了，每人都是一身深灰色西服，逐一給鄧先烈三鞠躬並與羅小韻等先烈親屬握手之後即直奔人民大會堂.......
在北京城裡如果乘坐地上公共運輸從八寶山直達人民大會堂，雖然只是西長安街的一個大直趟，單程也是近一個小時，但上午九點多才出現在八寶山弔唁大廳的習近平等人十點鐘即已經列隊魚貫進入了人民大會堂的喜宴大廳，西裝還是那身深灰色西裝，但統一的黑色領帶已經被換成統一的紅色領帶，胳膊上的黑色孝箍也都沒有忘記趕快拿掉，喪、喜連辦尤如演員趕場，效率之高，不能不令國人肅然起敬！
一篇題目為《鄧力群自我蓋棺論定"左王"對趙紫陽充滿仇恨》的海外評論文章中說：2015年2月10日，原中共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去世，官方訃告稱其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早在2006年3月，香港大風出版社出版鄧力群回憶錄《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該書曾在2005年4月以中國當代研究所名義在中國大陸少量內部印行，中國著名記者高瑜發表評論文章《鄧力群自己蓋棺難定論》將此書解讀為鄧對自己的蓋棺論定，並形容為「空前絕後美化自己、醜化胡耀邦和趙紫陽，把自己寫成中國前十年改革開放起決策作用的人。」並指出，「鄧力群對趙紫陽的仇恨實際把十二個春秋延長為十四個春秋，一直寫到六四，稱因反對開槍而下台的趙紫陽是『惡有惡報』。」
按照高瑜的說法，鄧力群在香港大風出版社正式出版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的頭一年十月，通過他仍控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公費印刷了這本書，聽說印數只有二百套，分上下兩冊，封面赫然印「徵求意見稿。不得外傳、不得引用」。不等鄧力群分贈完畢，該書的複印本，就以幾何級數幾十倍地在北京擴散。
而當時為鄧力群公費印刷這本書的人就是王震秘書出身，一天正規學歷都沒有但卻自稱「博士生導師」的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
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過一篇揭露李慎明的文章《李慎明和他的前主子都曾是人類浩劫的受益者》，說他「不但為毛澤東時代的所謂『經濟建設成就』大唱讚歌，甚至還要為已經被華國鋒和鄧小平都徹底否定過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政治平反和重新肯定，公然聲稱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理論觀點、採取的辦法與措施，都是為推進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這一重大戰略進行的探索。」李慎明的此類所謂「鮮明觀點」其時都是鄧力群的「一貫主張」。
外界評論文章中說：當鄧力群在世時公然違反中共政權「不經組織審查批准不得在境外出版著述，發表文章」的黨內紀律，擅自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一時間名聲大噪有兩個原因：一是鄧力群惡點的人數眾多，從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喬石、習仲勛點起，點了不下六、七十人的名字，囊括了為改革開放做出突出貢獻的高層幹部和理論界人士。二是鄧力群披露了大量中共至今仍未揭密的材料，比如八七年一月十二日至十六日鄧小平提議召開、由薄一波主持的逼迫總書記胡耀邦辭職的黨內生活會，及鄧本人長達兩個上午的批胡發言。
關於習仲勛在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那段時間裡與鄧力群之間屢屢交惡，左、右觀點時有激烈交鋒的那段歷史過去外界已經陸續有所披露。若追朔以往，習仲勛與鄧力群之間左與右的首次政治交鋒是筆者在《習近平有意迴避老父生前的反左歷史》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發生在中共建政之初的那次。
當時，受命主持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工作的王震和自己的副手鄧立群臭味相投、沆瀣一氣，不但拒不執行習仲勛代表西北局所作的《關於西北地區土改和統一戰線、民族工作的報告》，鄧力群還親自主刀，故意在當地黨報上將習仲勛報告中所有對少數民族及宗教界的軟性政策內容全部刪除，在實際工作中對習仲勛提出的政策界限反其道而行之。習仲勛當時提出的主要政策界限包括，「游牧區不宣傳土改，也不提反惡霸、不清算；半衣半牧區暫不土改；嚴格保護畜牧業，牧畜一律不動；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動；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暫時一律不動；必須排出各民族、各教派頭人名單，堅決保護必須保護的人過關」，等等。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是，當習仲勛得知王震和鄧立群居然在當地少數民族界及宗教界濫捕濫殺，強力推行了與自己的指示截然相反的極左政策之後，立刻緊急上報中央討個說法，這才有了王震和鄧力群均被調離新疆的決定。
習仲勛在北京舉行的相關會議上曾痛斥說：新疆分局犯的錯誤，特別是王震犯的錯誤，違反慎重穩進的方針，用向西北局鬥爭的方法，強迫西北局就範。粗暴、強詞奪理，企圖把中央和西北局分開，說中央正確，西北局右傾，發展到無法無天，無中央之天、黨紀之法。王震在牧區工作上所犯的嚴重錯誤，是其一系列錯誤發展的總暴露。新疆有嚴重的民族問題而沒有民族工作，有嚴重的宗教問題而沒有宗教工作。
習仲勛還要求「參加會議的全體同志毫無保留地揭發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領導工作中的錯誤」，特別鼓勵本地幹部多發表意見，「不怕多講，不怕態度不好或語言不恰當，也不怕事實有出入，只要有意見能講出來就是好的。他們的意見，對的接受，不對的一律不去反駁」。
而自稱「大老粗」，被毛澤東稱讚為「好就好在『沒文化』」的王震主持新疆工作期間的所作所為，特別是在民族及宗教政策上的極左方針，都是他的得力助手，時任新疆分局常委兼秘書長和宣傳部長的鄧力群這個「軍師」點撥、教唆的結果。而王震當時未把責任公開推到鄧力群身上，主要是因為不願意讓中央方面認為自己只是個毫無個人主見的傀壘。對此，無論是中央的毛澤東、劉少奇等人還是西北局的習仲勛等人，都心知肚明。非常明白鄧力群當時所起作用之壞。
所以王震被調離新疆的日後還是一直被毛澤東所器重，離開新疆之後先是被委以鐵道兵司令員兼政委，繼而又高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併兼任國務院衣墾部部長。
同時，鄧力群則被內部降級，調進北京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下面的一個組長，套用中共政權的現行組織級別，等於是從副省部級降至副廳局級，直到「文革」前才恢復回副部級待遇。這就是為什麼鄧力群從那以後就一直對習仲勛懷恨在心。以至於習仲勛於八十年代初被胡耀邦委託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之後，雙方關係緊張到了除了會議場合從不相互「過話」的地步。
日後，雖然江澤民在習仲勛去世的時間也象如今習近平對待鄧力群一樣令其哀榮倍致，但習近平接班之後卻故意要在公開宣傳中淡化他父親最為外界稱道的反左歷史，包括當年在新疆問題以王震和鄧力群為對手的反左歷史。
如今，習近平將惡名昭彰的鄧力群蓋棺論定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那當年的習仲勛與鄧力群之間到底孰是孰非？